这几年，“德国病”像一个幽灵，一直在德国上空徘徊。可是，德国学术界将之诊断为“德国病”，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一些学者指出，如果“德国病”得不到较好的治疗，将严重影响德国在下一个世纪的发展。
“德国病”的主要症状有：
一、政治决策受阻。曾为德国经济腾飞和走向现代福利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民主决策机制已开始瘫痪。德国实行联邦制，联邦的所有立法，只要涉及各州利益，就必须得到联邦参议院的批准，否则就不能生效。目前，政府虽然在联邦议院拥有多数，但联邦参议院的多数却为在野的社民党牢牢掌握。眼下，约2／3的联邦立法需要得到联邦参议院的批准。在党派利益和种种集团利益的左右下，从全局看非常必要的养老体制改革、税收改革和减少国家补贴等政策，迟迟不能出台。传统上代表工人利益的社民党，坚决反对政府削减对冶金、采矿等夕阳工业的补贴。而代表农民利益的联盟党则反对任何减少对农民补贴的措施。超越集团利益作出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决策，已越来越困难。
二、国家债台高筑。因为政治决策受阻，政府不能根据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情况，及时调整政策，量入为出，结果导致大量举债。目前，国家累计债务约22000亿马克，比1991年的11660亿马克增长了约一倍。国家债务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也从1991年的41％上升到目前的60％以上。按西方经济理论，国家举债如是为了搞大型投资项目或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可德国政府目前举新债，往往是为了还旧账。近几年，每年还旧账的开支，要占政府预算的1／5左右。结果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工会指出，近5年德国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2．7％，而资方则强调，近5年劳动成本上升了7％。原因是国家征收的种种税收和保险费增加，而按规定，职工应缴纳的各种保险费，有50％需资方承担。
三、百姓对现行体制的信任下降，对政府解决难题的能力产生怀疑。德国统一虽已8年，西部向东部总共输出了1万多亿马克，但东西部之间的发展依然很不平衡。东部的人口为德国的1／5，可失业者却占德国的1／3，而工业产值只占德国的1／20。东西德之间依然老死不相往来，缺少交流，缺少了解。据德国著名的阿伦斯巴赫民意研究机构调查，德国西部有40％、东部有60％的人认为，德国正在走向一次严重的危机，现有的政治机制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德国必须对其政治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这几年迅速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也加重了“德国病”的症状。市场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趋势，暴露出德国这种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弱点，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投资停滞，就业出口”。据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材料，从1992年到1997年，德国向国外投资2215亿马克，而同期外国向德国投资仅467亿马克。德国的高福利，是靠劳动者缴纳的种种保险费来维持的。一旦投资停滞，就业减少，高福利就无法维持。
其实，“德国病”或多或少是发达国家的一种通病。病因很简单，有的是属于民主制度本身的问题，各种制约，在特定情况下就可能导致瘫痪。有的属于福利过了头，能上不能下。当国家财政状况尚好时，问题并不突出，一旦国家财政状况恶化，就会重不堪负。医治这种病，没有现成的良方，关键要看政治家是否有勇气超越党派利益，从长远考虑，从全局着眼，作出最佳政治抉择。今年9月的大选，能否给医治“德国病”提供一次契机，人们期待着。
